在谈网游之前，我想先说说游戏。
八十年代出生的中国孩子，大多经历了这样的一个玩游戏的过程：上学之前，玩积木、洋娃娃、各种皮球甚至泥巴——那时，游戏的载体以玩具为主；后来，我们开始和同龄小伙伴们一起，玩丢沙包、捉迷藏、抓石子、打弹珠——这时候，我们渐渐感觉到和他人互动的快乐，游戏的载体中出现了“人”，并且游戏本身被赋予了规则；再后来，出现了更为丰富的游戏方式，我们开始在游戏室里玩街霸、在桌球室里单挑“黑8”……直到九十年代末，出现了电脑室、网吧——信息技术支撑下的计算机产业，以后来居上的架势颠覆了传统的游戏理念，逐渐成了最主要的游戏载体。
网络游戏的出现，更是让电脑游戏的魅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，人们——不仅是孩子——惊喜的发现，无论是自身智力的挖掘、人与人之间的互动，还是充满挑战的场景、内心情绪的发泄等需求，都能在网络游戏中得到满足，巨大的引力使孩子们一旦接触便难以自拔。
于是，家长们担心的一幕出现了。十年前，孩子们总是逃学去游戏厅，如今，游戏厅变成了网吧。也正像当时呼吁取缔“三室一厅”（游戏室、桌球室、录像室、歌舞厅）一样，今天的社会舆论，也开始将矛头指向了网吧的生存基石——网络游戏。
人们开始将网游视为孩子学习成绩下降的罪魁祸首，家长们谈“网”色变，“玩游戏”和“孩子变坏”几乎划上了等号，甚至，在一些少年犯罪的案例报道中，许多媒体也不负责任的分析“由于长期沉迷于网络游戏，孩子走上了不归路……”媒体的渲染使家长的恐惧心态更加严重，恶性循环之下，网络游戏的妖魔化形象，开始在普通大众的心中成型。
而随着《传奇》等游戏的风行，青少年沉迷于网游的现象的确广泛存在，并愈演愈烈，成了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。在这种局面下，向网络游戏宣战，似乎是一件顺风顺水的事。于是，像张春良、陶宏开这样的“网瘾问题研究学者”或者“客座教授”便出现了，他们利用老百姓的恐慌和跟风的媒体煽动着“网游吃人”的言论，并在一段时期内出尽风头。张春良不但多次状告知名游戏商暴雪公司，甚至还获得了某三家媒体联合评选的“2005年中国十大法制人物”称号，其介绍上写的是“致力于挽救沉溺网络少年的良心学者”，但随后的2006年，在网友以及CBI游戏天地等媒体的挖掘下，我们得知张春良做的所谓“呼吁”和“挽救”，其实是在为自己的书进行炒作，可笑的是，这本被他称为“一个男孩的死以及对一个产业的控诉”的新书，内容几乎完全来自于互联网中搜索的各种网络游戏的负面案例。
另一个被称为“中国戒除网瘾第一人”的陶宏开，则忙于在各家媒体“走穴”，宣传他的戒除“网瘾”方法，今年1月，新华网报道，“两年来，陶宏开面对面直接挽救了600多名患有网瘾的青少年，行走97个城市，举行报告会千余场，听众达30万人次。”可谓成绩斐然。从他博客上的留言和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到，陶宏开甚至被一些孩子的家长称为“解救孩子的唯一希望”，而陶宏开的拯救办法，则是让孩子“戒网”。
此外，包括浙江大学、上海交大在内诸多高校，近年来也纷纷规定“大一新生不允许在寝室安装电脑”，以避免新生沉迷于网游；去年，新闻出版总署又制定并强制实施了“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”，在持续不断的舆论导向下，网络游戏，终于成了国人心目中的“洪水猛兽”。
这里，我想起了小学时期经历的“告别‘三室一厅’”活动，当时作为少先队员，我郑重其事的在仪式上宣誓，永不踏入“三室一厅”，而且，内心一片真诚。一个孩子被施教者洗脑，似乎是很容易的事——回想起来，这尤其令我后怕。而今天，类似的情况又正在发生着，孩子们从小便被告知“网游是毒品”，但在天性的驱使下，他们仍然会偷偷接触网络，但是他们付出的代价，却是长期背负着罪恶感，直到他们真正明白了游戏无罪的道理。而这时再来培育自己健全的心智，恐怕已经晚了。
其实，探讨网游产业的过错得失，是非常必要的。如今，网络游戏无疑已成为了一个蕴育着巨大能量的新兴产业，在发展的前期，无序的市场注定了网游产品会良莠不齐，我们关注的重点，应该是如何规法网络游戏的健康发展，而不是妖魔化网游本身，那些单纯以诱使用户沉迷为目的的产品，自然会在市场规律的洗刷下退出舞台。家长们应该知道的是，使孩子学习成绩下降的，绝不仅仅是网游。
回到游戏的话题，我想人类之所以迷恋游戏，在于它蕴藏着合理的规则，并以丰富的方式实现人与人的交流，从下棋、打牌，到足球、赛跑，甚至近来流行的“杀人”，都可以列为游戏的范畴，其区别仅仅是道具的不同（网络游戏的道具是电脑、互联网、软件）。有趣的是，人们很少会责怪孩子迷上了下棋——除非，他的迷恋行为大大影响了学习。
我终于找到答案了！原来，被妖魔化的，不仅仅是网游。
